两 会代表掀“医改”大战?[转载自爱爱医]
废除图财害命的医疗改革方案两 会代表掀“医改”大战,总理报告初定人心。
很多人认为,“两 会”重头戏之一的医疗问题会成为普通代表的“声讨大会”和医疗界代表的“诉苦大会”,但这两种场面都没有出现。通过北京、天津、解放军代表团中医卫界代表传回来的消息,代表们发起的是一轮对医疗卫生政策的炮轰,而且意见非常一致:要钱、要环境、要制度。其中意见高度一致的是政 府必须成倍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与前几年相比,代表们理智了许多,大多数人也看清了目前医疗市场的本质,因而不论是提案还是发表意见,不光有的放矢,还针针见血。连陈竺部长也不得不承认“代表们个个都是医改专家,个个都比我们强”。
废存之争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代表中出现了呼吁停止医改的声音。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一呼声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医疗卫生的争议。这些代表认为,不论是90年代的“甩包袱”医改还是这次“看不懂”的医改,核心都是政 府在推卸责任,是在拖延时间。与其如此“偷偷摸摸”地敷衍,不如干脆别搞。很显然,这些代表并非主张不改革,而是质疑政 府的诚意。
与普通老百姓不同,手拿医改提案的代表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国家医疗经费投入不得到有效解决,任何“方案”、“制度”、“体制”都只能是一张废纸。不少代表直言不讳地指出,不管医患矛盾还是“看病贵”、“看病难”,根本的原因都是政 府医疗经费投入太低甚至根本没有。
不少省市的代表指出,医疗卫生在全世界都是公益性的,而保证公益性的核心是政 府承担起医疗卫生运行的主体责任。这个主体责任就是政 府负责医疗机构的运行经费主体,解除医疗机构的现实问题并中止其“自力更生”的利益性。一向扛着一门大口径火炮的钟南山院士这次也不例外:“如果8500亿是新增的,医改就有戏。如果包括原有的医疗投入,就是糊弄人。”。天津一代表指出:“没有Zhengfu资金的充分保障,医疗机构就会放开手脚将医疗活动变成商业活动。在没有财政资金保证的情况下,要么医疗机构饿着肚子***公益,要么老百姓花钱买公益。”
在代表们的穷追猛打下,卫生部、发改委还是财政部如坐针毡。昨天,卫生部长终于代表政 府发话了,表明三年8500亿是改革资金,而非传统的医疗投入。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代表表示“大家没有白忙,终于可以放下心讨论方案了”。从当初的只谈改革不谈钱,谈小钱到谈大钱,虚幻的大钱变成真正的救命钱,毫无疑问,这既是民众的呐喊、政 府态度转变的功劳,也是代表们据理力争的结果。
8500亿平摊下来,每年是2833亿,加上与2009年的医疗投入2450亿,总数将是5300亿.这一数字是2004年720亿的近8倍,2006年1250亿的近5倍,2008年2200亿的2.5倍,这个进步无疑是巨大的。有代表连夜算出了一笔帐:5300亿的Zhengfu投入将带动2000亿以上的社会资金,最终达到8000亿。而2008年全国医疗卫生总开支是11000亿,政 府和社会开支为3500亿左右,老百姓个人支出为7500亿。如果2009年居民医疗费不发生显著增长,最终个人支出将下降到3000亿以内,比现在降低60%。
北京的一位代表算出来的结果更令人吃惊。除上面这位代表算的帐外,由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台,医疗机构因取消了药品加价而无利可图,将直接导致现有药物40-60%从市面上消失,
医院的用药量,尤其是昂贵药物的用量将直线下降50%,最终老百姓在药上的开支每年将减少1500亿以上。他认为,如果国家说话算数,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到位,老百姓个人的医疗开支有望在3年内降到2000亿以内,占总医疗开支的20-25%。老百姓“看病贵”将不复存在。
多数代表并不怀疑这些算法,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看病贵”、“看病难”医院和患者都解决不了,只有政 府才能解决。而现在的关键不是能不能解决,而是想不想解决。
医药之争医改方案推出后,多数人认为最大的阻力将来自医院,但是,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国家能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以公立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将不必将全部心思都花在掏老百姓的腰包上,可以相对轻松地研究真正的医疗了。同时,老百姓开支水平的大幅下降将使医疗环境得到迅速改观,医院和医生紧绷的神经也将得到舒缓。因而,与老百姓一样,医院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实际上,医改的最大受害者将是医药企业和中间商。他们是医疗市场化传统的最大受益者,在国家推出8500亿方案后,不少医药企业跃跃欲试、磨刀霍霍,准备在这块大蛋糕上狠狠地切上一刀。国内主要药企和中间商法人都是***代表,他们不可能对这份越来越不利,甚至可能令半数以上药企破产的“医改方案”无动于衷。不少代表终于坐不住了,四处呼吁“保护中国医药产业”、“医改应向医药企业倾斜”,甚至抛出了“中国医药灭亡论”、“中国患者无药可治论”。令人担忧的是,卫生、FDA、药监、工商、税务、地方政 府等都是医药行业的传统受益者,前三家在医疗机构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从医院。一些代表表示,大家不怕医药企业公开叫板,最担心它将“工作重点”转向卫、药、监行政部门“攻关”。
卫生部等突然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物统一定价上松口,对多数代表要求在制定基本医药制度时医疗机构占50%、行政机构占25%、社会人士占25%的人员组成不作回应,让不少代表产生了不详的预感。如果最终的“基本药物”成为药企、中间商、行政机构等利益方搞出来的“东北乱炖”,将大量张冠李戴的高价西药,药理作用不明、副作用不清、价格组成不详的中成药或中西合剂塞进“基本”,将吞噬半数以上的医改成果,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基本药物的确定、药品招标/采购权均控制在卫生行政部门手中,很多人认为,医改在医院出乱子的可能性不大,大乱子肯定会出在医药行政机关和医药企业的“里应外合”上。
城乡之争除了医改总框架,争斗最激烈的是“新农合”与城市医保之争。面对8500亿的资金,农村分配多少,城市分配多少,农村医院分多少,城市医院分多少,代表不同群体的代表间同样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国家此前已明确将从2009年起,3年内使农村全部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政 府出资水平由40元/人年提高到120元/人年,个人出资从10元/人年提高到20-40元/人年,将使农民从没有医疗保障一跃提高到接近中等城市的医保水平。这一点早已确定,不可能更改,因而没有代表去直接冲击。但在重点建设的一、二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上,则产生了是优先建设农村乡镇医院还是城市社区医院、优先建设农村一二级医院还是城市一二级医院、优先注资城市医保基金还是新农合基金、补贴医院还是补贴医保等方面却产生了重大分岐、大打出手。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城乡代表之间可谓旗鼓相当。这种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不遗余力是正常的,很好的现象,也体现出了人民代表的价值。在我看来,城乡之争不会有胜利者,也不可能产生直接的结果。最终,还得由中央政 府来一锤定音。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解决农村的问题更为迫切,因而,国家在资金的使用上,肯定会向农村倾斜。我想,虽然我国城市的医疗保障水平到现在也不高,但与从来没有医疗保障的广大农村相比,城市还是非常幸运的。这次城市略微“吃点亏”,也无可厚非。
难易之争
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引爆媒体和网络,成为攻击对象。随后,不少媒体将其放大为“多名医药界代表”、“医疗界代表”,这无异是胡闹:谁家的卫生局长是医院中人?卫生局长能代表医疗界?
这一言论不光在民间引发狂殴,同样在代表中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与曾大局长同在一个代表团的钟南山院士在第一时间便站出来对其言论进行了炮轰。从理性的角度上讲,造成我国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不光是医院和政 府,也有患者的责任。但在其中,最主要的责任还在政 府身上。多数人认为造成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不合理,是优良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向大城市集中。实际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基层医疗单位经费缺乏、设施落后、待遇低下。二是政 府监管不力,缺乏严格的医疗分级制度。三是普通民众显著缺乏医疗常识,我们的“大病”中,至少70%以上是常见病。
我个人认为,虽然“看病难”比“看病贵”要次要得多,但解决“看病难”却比解决“看病贵”更难。因为要解决这个“看病难”需要改变老百姓的医疗传统,需要基层医院的长期建设,需要大批优秀医务人员到基层去。这三点中,医院建设有钱就行,而其它两条,没有5-10年功夫,根本不可能。因而,要解决我国现实的医疗问题,不可能一挥而就,而需要一个循序的、漫长的过程。
客观地,指望这次“两 会”和马上开始的医改解决我国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医疗保障难题是不现实的,即使到2012年本轮医改结束之时,也会与普通民众的要求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只要在不断改变、不断进步、不断提高,就是好的,应该支持的。与所有人一样,我们也希望本届政 府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离我们的要求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