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曼之：关于中医与易象问题的回复（摘录）

关于中医与易象问题的回复摘录

我谈一下我的学习中医历程，对于现在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也许还是有用的吧。

我自幼身体残疾无法上学读书，一直在家自学。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因此虽然是自学，但始终按照正规要求按部就班的学习完了从小学至高中的所有文化课程。和那个时代的所有青少年一样，我也曾经渴望成为未来的科学家并为此而努力学习数理化，读过大量的这方面以及天文学、无线电等书。当时在我们全家人的眼光里，中医的疗效是很可疑的。小的时候，虽然外婆也领我们兄妹到西安中医院请那些老中医看病，但生活在国家行政单位里面的我们家庭，却很少找中医瞧病的。至于街道哪些游医，简直与摆卦摊无异，几乎是骗子的同义词。后来，在***中，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前途成为新问题，于是在几位熟识的老中医说服下，开始了自学中医。而这样一个学习，对于我而言实在是异常艰辛而曲折。

在开始阶段，我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所有遇到的中医概念或临床中出现的现象，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以后，就发现这样做却往往行不通。于是逐步认识到中医是不能用科学来随便解释的，认识到中医的剂量不同于西医的血液药物有效浓度，认识到取象比类虽然在科学的逻辑推理中毫无意义，但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而中医的基本方法只能是辨证论治，除此以外任何企图简化或取消这个方法的努力都只是死路一条而已……，但是当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努力用中医固有的方式进行思维的时候，已经是大约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当然，我并不后悔早年曾经学习了科学知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能够采用一种古人所没有的眼光来整理中医古籍，对于伤寒论进行一番历代注家所没有的研究，从而发现了前人始终不清楚的内在联系，科学的方法也使我对于中医史有了一个前人没有的新认识，提出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具有坚强证据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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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古人辨证论治的方法产生于那个运用取象比类整体观念的认识论的时代，因此我们就只能遵循他们的方法才能够掌握之，而今天我们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却不能离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中医发展史，才能够更快的掌握辨证施治方法。
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整理中医文献，同时学习中医的方***来进行临床实践，而不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代替中医固有的方***，否则就永远也不能掌握辨证论治的操作方法，这就是我在学习中医过程中最深切地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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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以后，我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各种建构，其实都是取象比类的推演，就连比较“玄”的脉学也是如此。比如，洪为火热之火光炎炎，又为气虚的涣散不收，弦为寒为痛之收引拘束，滑为痰饮之如浆如水，细为气虚阳虚之缩缩涓流，动为惊之厥厥动摇，短为气虚气郁之缩头缩脑，都是如此。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在临床上随时应用与病机分析而不必拘泥于28种脉象的分类。又比如药物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不必拘泥于药物功用的一般性论述而是根据其形态色泽结合气味来灵活使用，实践证明，可以显著提高疗效。其实，前人已经是这样做的，比如，玉米是明代以后传入中国，可并不妨碍当时的中医把它作为健脾渗湿降气的药物来使用，用以治疗痿证。又如，皮损的形态在中医的辩证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大片的属于胃，属于火，细小疹点状的属于肺，属于风邪郁闭，条状多为经脉伏风，癗癗如豆多为燥结，都具有取象比类的病机病因的辩证意义。而我在这一方面的辩证上，也是不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是师心自用，临场发挥从而辩证用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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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经络素无研究，谈一下对于藏象学说的看法吧。
藏象理论，在教材上总结的那么一些内容有失之浅薄的缺点，而在经典著作与古代医案中，这些理论的运用却是很丰富的。在近代以来，我们总是把这些基本理论看作是“一种用以说理的工具”，于是普遍对于这些理论存在一种不求甚解的做法，对于病机分析，古人的形象思维方式日渐消失，变成了一种干巴巴的概念堆集。这些问题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毛病，直至好多年以后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我的看法，近一个世纪以来，藏象学说已经不被重视，这也是中医临床能力日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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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否认中医方***的科学性质，是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不存在科学，即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来都是取象比类式的直观方式，这是古代中国不能在内经时代出现科学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在春秋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那样的逻辑学的鸿篇巨著的话，那么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近代工业革命就不会出现在英国而是我们的祖国了。我国对于中医属于科学的说法产生于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而那个时代是不容许也不可能有第二种说法的。对于这种具有政治色彩意义的说法，从来也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我认为，恰恰是这种错误的提法，给中医的传承、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在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科学的手段去研究这种现代没有而只是古代才有的中医理论，应用新的科学视角来审视中医理论，一定可以产生许多有益于现代医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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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基》教材把脾的生理功能规定为三条，即1.主运化、2.主升清、主统血，却没有五谷怎么样变为气血的过程叙述，也没有脾的生理功能与营血、卫气的关系。如此，答题倒是方便了，但在病机分析上面却不能不缺少了病因病机演变过程的想象空间。实际上，近代以来，许多名家的医案对于病机分析也都是干巴巴的概念，病机分析实际上无法深入下去——这就是今日中医与古代中医的一个重要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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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错，取象比类方法建立起来的理论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却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正确。试想，药物的形象与其化学成分怎么能够有相关联系呢？并且这种形象与五脏又怎么能够有相关联系呢？黑豆、女贞子、沙蒺藜、补骨脂、黑胡桃等因为外形相似于肾脏就能够补肾，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可是，中医就是根据这种原则辨证施治的并且非常有效！先生所举的脉象与动脉血压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够一言以蔽之：风马牛不相及。
这样看来，取象比类建立起来的理论与通过实验实证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如何找到共同点，还是请哪些中医科学论者回答吧，我确实一筹莫展。我感到，站在远处坚持中医是科学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深入临床实际，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除非明确的宣布取象比类本来就是封建迷信，否则我们大家恐怕都没有办法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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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也最有趣味。黑豆的形态最像肾形，而黄豆、刀豆却并不接近肾形，所以才说黑豆补肾，这就更证明了取象比类的有效性。有一个方剂叫做三豆汤，黑豆、绿豆、白豆三味组成，清热补脾肺肾，就是根据色泽而定的。完整的胡桃内穰从外面看很像一个大脑，还有中间的脑沟，于是民间山区俗称胡桃补脑，中医认为补肾，你说岂不有趣！至于到底是先有药性的规定，然后才给这一种药物起名，如升麻之升清，鬼箭羽之能驱除鬼祟，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究竟“是先发现黑豆可以补肾还是因为黑豆象肾才认为可以补肾的呢？”我认为，绝对不是先发现黑豆可以补肾然后才规定黑豆可以补肾的，因为这不符合中医认识药物的传统方法，事实上，几千年以来，中医使用中药的原则还是主要以四气五味取象比类为依据的。神龙氏尝百草只是一种说法，中药性能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四气五味与取象比类而不是实验的方法，有一些药物特异性功效的发现是由偶然的实验或观察而得知，但这只是少数情况。

取象比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概念，具体情况还是很复杂的。《素问/金匮真言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可见豆类果实均属于肾，但根据颜色的不同又兼有其他脏腑的治疗效果，细想起来，豆类果实沉降，至于下焦而入肾属于自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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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违背了科学的思维原则，我能够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先生能够举出事例来证明取象比类的科学性质吗？恐怕不能。我们研究问题必须从客观事物的真相出发，而不能从一个既定的原则或者概念出发，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的基本原则。如果不科学的中医竟然治好了一个被科学无法治好的病人，那么，又有什么伤心之处呢？这个时侯的中医为什么不必要或不应该存在？我们是医生，是以拯救人民生命为己任的医生，只要治好了病就是我们职责的完成，科学不科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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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也可能是传说，但最有可能的是把许多尝百草的人归纳到了一个神农身上”，这种说法是近代以来对于中医药物理论的一种解释，是一种“于事无征”的臆测，而且是不值一驳的臆测。试问“尝百草”就可以尝出四气五味的意义吗？假如果真尝出了作为取象比类方法得出的四气五味，那么，这种从根本上违反科学逻辑的说法将置科学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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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为四气五味是古代劳动人民经过品尝与反复的实验而得到得的知识吗？先生大概没有注意到，四气五味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它正是取象比类的“象”啊！先生以为仅仅品尝就可以得到苦泻甘补辛散酸敛淡渗的规律性的理论吗？须知当今的科学发达到了今天也还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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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与科学实验实证方法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下面再摘录一段现代人对于取象比类的介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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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内经》成书前已存在的《从容》是专讲比类的，《素问•示从容论》以为学医受术，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临床可以十全。比类即取象比类，如《易•乾•文言》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诊断和用药中，它通俗化、生活化，易为百姓接受。[size=10.5pt]

[size=10.5pt] 北齐徐之才将药物按功用归类，“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种”。认为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镇怯、涩可固脱、滑可去著、燥可去湿、湿可去燥。早在《山海经》中已有用泥鳅治疗赘疣的记录，先民认为外物附著人体而生赘疣，故可用涎滑难以把握的泥鳅治疗，即滑可去著。《灵枢•邪客》认为“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故不瞑”，失眠的原因是阴阳不通，而“饮一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志”，半夏汤“其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冶半夏五合”，半夏汤全方体现了滑、通之象：水流千里，扬万遍不滞，苇中空性通，半夏涎滑，熟秫米亦滑，故可通阴阳。这一用药理论一直指导临床，如徐之才曰：“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张从正认为大便燥结，宜麻仁、郁李之类，小便淋沥宜葵子、滑石之类，此前后不通，两阴俱闭也，取油、滑而通之意。出自《局方》用治小便淋沥的八正散，也取滑通之象，滑石之滑，山栀仁滑，车前子煮后如秫米之滑，木通性通，甘草之梢尖而通，瞿麦中空自通，灯芯草通导。李时珍曰：“着者，有形之邪，留着于经络脏腑之间也，便尿浊带、痰涎、胞胎，痈肿之类是也，皆宜滑药引去其留着之物。”刘完素认为：“色则气着，必滑剂以利之，滑能养窍，故润剂也。”也取涎滑之象。[size=10.5pt]

[size=10.5pt] 相对于滑、涩或源于手感或源自品尝，一枚海螵蛸，一节木贼，一块灰炭、枯骨，均涩涩碍手；一枚春柿，让人舌涩难伸；一枚青李，酸涩难忍；“故凡酸，味同乎涩，收敛之意也”。花香芬芳四溢，轻轻上扬，故诸花皆升。怯则气浮，惊则气上，故重可去怯，慈石、铁粉之属是也。时珍曰：“朱砂、水银、沉香、黄丹、寒水石之伦，皆体重也，大抵重剂压浮火而坠痰涎，不独治怯也，故诸风掉眩及惊痫痰喘之病，吐逆不止及反胃之病，皆浮火虚痰为害，俱宜重剂以坠之”。[size=10.5pt]

[size=10.5pt] 取象比类“乃太古先师设绳墨而取曲直，叔世方土乃出规矩以为方圆。”先贤以取象比类的方法试药用药，日积月累，取效者著之竹帛，才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从眼看、手触的直观，到百味的口舌品尝，十剂之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易得，药性之寒热，多在服用后才体验到，“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有形易得而无形难得，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二毒而有本草，非独神农，在中医教育工场化之前，不知有多少先贤亲自采药，以身试药。[size=10.5pt]

[size=10.5pt] 今天我们唾手得来前人几千年的积累，却失掉了对自然的身心体验，独立于风景之外，无法透过厚厚的书本，直视生动鲜活的百草园，药匣里的药尚认不全，更别说药的原生态了，又如何理解“形色自然，皆有法象”呢？正如蒋力生先生所言，诸如系统论、模糊论、辩证唯物主义之类的帽子，层层加在中医身上，中医理论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不仅百姓不懂，连从事中医的人自己也难以理解，只有拂去层层迷雾，还中医理论本真，才会让“此事难知”变成“医学实在易”。（山东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size=10.5pt]/[size=10.5pt]步瑞兰）[size=13.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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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的特点，目前通行的说法是1.整体观念2.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又分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两方面。整体观念是怎样的出来的呢？正是以取象比类为依据的。例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其实并不是调查研究以后才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人是一个小宇宙的缘故，于是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对应于人体的各个部分（包括五脏六腑经络经脉等）。至于辨证论治，则是前一个大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以，取象比类是中医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这个出发点当做一种诊断手段，或者当做一种方便时候随手拉来可以用一下的工具，把他当作了各种辩证方法的一种，那就未免小看了“易象”的意义。

那么，取象比类究竟是否符合科学的方法呢？上面所引用的摸起来涩涩碍手于是就可以收敛固涩而摸起来滑粘就可以滑利污垢通利大便小便，药物的手感与化学性质或治疗效果会有关系吗？我想，纵然中医科学论者绞尽脑汁恐怕也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这就是取象比类与科学的截然不同的区别。

下面引用由含灵普渡在2009/01/11 09:35pm
发表的内容：
看先生反问的意思是四气五味不是古代中医从反复实践中归纳得出的，请问先生：四气五味是怎么来的？是哪位圣贤拍脑瓜子拍出来的？先生的根据又在哪里？
四气五味本身就是“象”？请先生取此“象”类比一　..

回先生：
四气五味本身就是“象”，这应该是阅读学习中医经典时候的基本知识了，先生感到很意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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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五味是一个理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药物功能分类表，因此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品尝得出这样的理论。

那么，四气五味理论究竟是怎样得来的呢？四气五味理论是根据周易的“象”的理论发展推演出来的，在科学远远没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四气五味理论了。

那么，易象的理论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站在科学的角度，这个问题只能存疑，这是一个热爱科学、努力研究中医并且生活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唯一可能的客观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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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初学习中医的时候，第一门课《中基》里面有一张名为“事物属性五行归类表”，这张表把五行分配到了自然界与人体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就叫做取象比类，五行属于取象比类的“象”，而且是最基本的大象，五味、五色、五音、五气等也是象，是小象。这种事物的分类方法，也即“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因为教材编者没有提到这张表的根据，于是我们也就意识不到这种分类方法的历史渊源了。
这是昨晚伤寒论坛一位新注册的会员的一则帖子：请教一个关于脉的问题，以下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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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 寸关尺的脉象会有区别么？如果是，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的不同，离的那么近，都是动脉血啊？为什么左右手寸关尺脉象能反映不同的脏的情况？到底什么原因产生了脉象的变化，比如说浮，为什么说是虚的原因呢？有没有那位知道啊？我不仅想知道数、沉、滑等等是什么样的、它们代表身体的那些症状，更想知道它们是怎么产生的，都是心脏流出的血液，为什么不同器官的病证会产生不同的脉象？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size=10.5pt]

[size=10.5pt]http://www.shanghan.com/bbs/thread-54077-1-1.html

各位先生能够对于这些疑难问题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从而回答这位提问者吗？恐怕不能。

我要声明的是，我不能用科学来做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是我可以用传统的中医理论做出一个回答，在这里只能如此。希望那些自己不能够使用科学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先生们，不必质再疑别人的解答“不够科学”了！
我还要指出的是，对于世界之谜的中医，还是需要一批科学工作者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多方位的坚持不懈的研究，我也请求各位中医热爱者，对于他们的研究给予热情支持而不要无理攻击，——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科学文明昌盛的21世纪，反对科学反对西医与反对传统文化都是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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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先生的观点，中医应该贴近临床，反对清谈。这里谈到了中医理论的四气五味问题，是因为在中医面临衰落的局面下，研究传统文化在中医理论的历史渊源，对于纠正中医教育方面的失误，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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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版纳福龄堂：
[size=10.5pt]最近，有网友把取象比类弄得神乎其神，跟贴实在有伤感情，故另辟专论。[size=10.5pt]
[size=10.5pt] 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共同思维方式，错误的思维方式必违反逻辑规律，中医也不例外。[size=10.5pt]
[size=10.5pt]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有部分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它们的其他属性也相同的推理。这种推理没有必然性，只是或然性的。如果，前提中确认的共同属性很少，而且依此推理出来的属性没有实际意义，这种类比推理就不可靠，就是机械推理，据此生搬硬套就是教条主义。[size=10.5pt]
[size=10.5pt] 人类的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往往运用了类比推理或者说取象比类思维，如声与光，鸟与飞机，鱼与潜水艇，中医的阴阳五行。。。[size=10.5pt]
[size=10.5pt] 不正确的取象比类就是机械推理的思维方式，就是教条主义。如，过分强调外形相似就功能相似，说沙苑子，女贞子，黑豆等外形与肾相似故就可以补肾，那么，腰豆，刀豆，云豆也与肾形相似为什么不补肾，而外形与肾毫不相干的杜仲，桑寄生，续断等又何以补肾？[size=10.5pt]
[size=10.5pt] 要诠释中医思维，不能搞玄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要按逻辑思维，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判断，什么是推理，这些东西弄明白了自然治病效果就好，否则，自欺欺人！可能有人会问（不，有网友就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古人知道逻辑思维吗？那你先读一读《逻辑学》，然后去读《易经》，《黄帝内经》，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逻辑思维不是西方发明的，我们的祖先早就娴熟运用了！那里面的概念，判断，推理昭昭可见。[size=10.5pt]
[size=10.5pt] 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治病当然效如桴鼓。思维方式不正确，也能治一些病，但是往往碰运气，跟机会主义者也能打仗一样，总是失败多于胜利。[size=10.5pt]
[size=10.5pt]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对古今中外科学思维方式的总结，完全能够指导我们学习掌握中医，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size=10.5pt]



回先生：
类比推理是形式逻辑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其实，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人也不能够例外。取象比类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论，或者说，一种理论的建构原则，它与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逻辑学的类比推理没有任何关系，在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把概念的外延搞清楚，这是学术讨论的起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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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下面引用由仁海中西医在[size=10.5pt]2009/01/13 00:36am
[size=10.5pt]发表的内容：[size=10.5pt]“科学的诞生和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一样久远，同时[size=10.5pt],[size=10.5pt]科学是人类意识对客观自然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它是来源于实践（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指导人类进行新一轮的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进行具体有续的　[size=10.5pt]

回先生：
先生还是搞错了，取象比类不是一种认识方法，而是一种理论，一种概念的规定，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哪一张“事物属性的五行分类归属表”。这张表在《中医基础理论》七版教材的第一章第三节，在这一章表中，水是与羽、咸、黑、藏、寒、北、冬、肾、膀胱、耳、骨、恐、呻、栗相对应的，这不是认识论而只是一个规定，一种理论，而且是与科学的认识论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把这个归属表硬性的与科学的认识论拉扯到一起就会闹笑话，请先生还是另外想办法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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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是对于易象理论的一个概括，而易象只是一种理论，并不是一种认识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

取象比类是一种概念的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源于对事物的考察分析，它只是一种理论性的规定，对于这种理论，“信不信由你”，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根据这种理论所做出的推论，不能够满足由“个别到一般”这样一个概念形成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它不是事物真实属性的抽象，因而也就不具备科学的逻辑学意义上的属性概念。

例如，上文所说的“羽、咸、黑、藏、寒、北、冬、肾、膀胱、耳、骨、恐、呻、栗具有水的属性”这样一个推论，在科学的认识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一些东西与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它们也就不是一个属性概念。这也就说明了取象比类不是一种认识方法而只是一种理论。

例如，上文所说的“羽、咸、黑、藏、寒、北、冬、肾、膀胱、耳、骨、恐、呻、栗具有水的属性”这样一个推论，在科学的认识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一些东西与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它们也就不是一个属性概念。这也就说明了取象比类不是一种认识方法而只是一种理论。

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人类的认识方法是共同的，都是遵循逻辑思维方法的（我认为还辅之以形象思维方法），中医师在临床的过程中也不能例外，他们也同样使用逻辑方法进行分析判断，只不过一个优秀的中医师能够熟记中医的理论并且援引这种理论包括取象比类理论进行正确的诊断治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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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一下我的看法。

取象比类源于易象，它是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教材的说法，中医理论的特点一共两条：1.整体观念2.辨证论治，其中，整体观念又分为两点，“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这两点都是一个理由：因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而宇宙自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从大处着眼，是把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局部是整体的缩小型，或者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相似性原理。明白了整体就等于知道了局部，而知道了局部也就会理解整体。于是，头针、耳针、面针、手针等为什么都是一个缩小的全身，脉取寸口，寸关尺为什么能够诊察全身的生理病理，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医把复杂变成了简单，中医诊断治疗都体现了执简御繁的方法。周易说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就是这个意思。

易知简能，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我曾经说过：和西医知识频繁更新，从而作为一个医生有一生读不完的资料以及层出不穷的新药物要记忆要熟悉相比，中医的优点却在于不需要读好多书，中医的临床思维特点在于举一反三，执简御繁，这是我们学习中医最大的优势，而这一点正是由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造成的。有亲者，具有亲和力，多数人热爱中医的的原因，就在于中医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无穷魅力。有功者，这种把握整体的方法显然易于收效，易于成功。人是一个整体，中医理论也同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点与西医理论有很大的不同。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学习中医经典的重要性。采用科学的方法，把中医理论分解为许多互不相干的部分，就是中医理论的肢解死亡之日，这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医日趋衰落的原因之一。

说起整体观念，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医理论的支柱，但如果明白整体观念就是易象学说的具体应用，而取象比类只是整体观念的换了一种表达方式的说法，那么我们对于中医理论的渊源与特点就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过去“换了一种说法”是历史上的大环境条件下造成的，是不得不然的，今天我们在学习中正本清源，寻求中医理论的来龙去脉，也是振兴中医的一个必要的工作。